□信仰佛教一定要皈依三宝吗？
是的，信仰佛教和鬼神崇拜的民间信仰很不相同，信仰佛教必须三宝具足。所谓三宝指的是佛、法、僧；所以称为宝，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一旦接受，永远常随，水火不能毁，盗贼不能夺，受用无尽，非世间诸宝所能比。
佛宝是指已修行而至福德、智慧圆满究竟的人。任何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，所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的三世十方诸佛，都是我们皈敬的物件。但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人物之中，成佛的，尚只有释迦牟尼一人。
所谓法宝是指修行成佛的方法和道理，而我们所知的法宝是释迦牟尼所说的，因此称他为‘本师释迦牟尼佛’。现在所见的法宝是指经、律、论的三藏教典以及祖师们的注解、语录，是指导我们如何修行而且必须修行的依准。
所谓僧宝是指正在修学佛法，并且协助他人修学佛法，护持众生修学佛法的人，是包括菩萨、罗汉以及凡夫僧尼。可是圣僧的菩萨与罗汉，凡夫见到也不认识；凡夫所接触的，多半是凡夫僧，因此，以人间的比丘、比丘尼为僧宝的中心。
僧宝是老师，法宝是教材，佛宝是发明及发现教材的过来人。唯有三宝齐备，才是完整的佛教；否则仅信三宝之中的佛宝，那和盲目地迷信神鬼无异；仅信三宝中的法宝，则和一般的学者研究学问无异；仅信僧宝，则和普通人认干爹、拜干娘相似，那就不是佛教。
所以皈依三宝，相当于学生到学校注册，是信佛学佛的开始。唯有注册之后，有了学籍，自己才承认是学校的学生，学校也接受你的上课；学生上课是义务，学校授课是责任。所以，皈依的仪式非常重要；又像夫妇结婚，官员就职，党员入党，都要经过宣誓和监誓等的行为，这表示慎重和肯定。
如果不经过皈依三宝的仪式，当然也可以学佛，佛教不会把未皈依三宝的人指为魔鬼；但是未经皈依三宝仪式的人，在心理上，必定有所推托、踌躇、迟疑，遇到紧要关头，他们会说：‘我还不是佛教徒，我还不需要遵照佛教的戒律来做。’比如：懈怠、放逸、邪淫、妄语、顺手牵羊等的恶业和恶习，他们会原谅自己，更不会防范于未然。如果皈依三宝后，自己会做自我的约束、警惕和警策，也会受到同修及师僧等善知识的鼓励、督促、规劝，所以，在人格的升华，道心的增长，修持的努力等各方面都会进入正轨和常轨。
请读者不要以为皈依不重要，或者误会尚未懂得佛法和修持，就不够资格皈依三宝。其实正因为你尚未修行，不会修行，不懂佛法，而已经知道佛法可信、可学，那就应该赶快先来皈依三宝。认为自己尚不足以做一个佛教徒的人，更需要现在皈依；皈依之后，不论在心态、生活、习惯等方面，都有善友、诸佛菩萨、护法龙天来协助你、加持你，所以意志力薄弱，信心不足的人皈依三宝，就会增强你的意志，增加你的信心。
□一定要看破红尘之后才能学佛吗？
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。‘红尘’二字并不是佛学的名词，实出于中国文学的辞汇。它的意思是形容飞扬的尘埃，或是繁华的生活景象。
西汉班固的〈西度赋〉，有‘阗城溢郭，旁流百尘，红尘四合，烟云相连。’这是形容西度长安，人多、事多、钱多，豪华热闹。在卢照邻的诗《长安古意》中，有‘弱柳青槐拂地垂，佳期红尘暗天起。’宋朝程颢的〈秋月〉诗中有‘隔断红尘三十里，白云红叶两悠悠。’在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也说‘有城回阊门，最是红尘中，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’可见红尘二字都是指世俗的、官场的、富贵人间的繁华景象。
‘看破红尘’这句话亦非佛家所用，而是中国古来的文学家，受到道家自然无为的影响，以及后来隐遁之士厌倦官场虚幻的富贵生涯，向往山林的田园生活，而经常使用的辞汇。所以，看破红尘就是从烟云似地繁华生活隐退到自由、简朴、自然的林野或山野生活环境中。
佛教在中国常常受到误会，一般人常把逃避现实，隐遁于山林的风气和现象，归之于佛教的信仰以及学佛的结果。其实佛法中，不讲红尘，也没有讲看破红尘，只有讲到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相对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等六尘。六尘是外境，六根是内境，必须加上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六识，才能产生身心现象。心为外境所转，也就是被六尘所动，就会以六根造作善恶、好坏等的行为，佛法称此为造业。其可以造恶业，也可以造善业：造恶业下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牲的三恶道；造善业则还生为人，或生天界，享受人天的福报。但是不论下堕或上升，都是在世间的轮回生死苦海之中。欲解脱，则必须认识六尘是虚幻的、不实的、多变的。《金刚经》把它形容为如梦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。能够彻悟六尘世界的虚幻不实，当下就是解脱自在。若身心处于六尘世间，而不为六尘世间所困扰、诱惑，就不会起烦恼，称为解脱之人。
可见，佛法所谓的六尘，是指身心所处的环境。繁华的富贵生涯，固然是属于六尘，隐退的自然生涯，也没有离开六尘，因此，禅宗有言‘大隐隐于市廛，小隐隐于山林’。这也就是说，心有所执，身有所系，不管生活在什么环境，都不自在。山野的狂风、暴雨、恶兽、猛禽、毒虫，或所谓穷山、恶水、泼妇、刁民，都会引起你的烦恼；如果心无挂碍，处于皇宫、华厦和居于洞窟、茅舍是一样的，何必要去分别。
通常都说看破红尘就是落发为僧，那可能是指仕途失意、事业失败、婚姻离散、家庭破碎，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信心和勇气，在穷途末路，心灰意冷之余，就到佛门中找一条苟安偷生之路，所谓：伴着青磬红□，了此残生。这景象是非常消极、悲观，甚至悲惨的！佛门中的确有这种人，但这绝对不是进入佛门学佛者的通途和正途。
进入佛门，成为佛教徒，也并不等于出家。佛教徒分为在家与出家两大类，出家只是少数，在家才是佛教徒的多数。出家是全部生命的投入，所谓将此身心施予三宝和施予众生：施予三宝是为求法；施予众生是为度众。施予三宝乃为弘扬佛法、续佛慧命；施予众生则可摄化、救济苦海的众生。能够难舍能舍，难忍能忍，才是出家的正确目的。从难舍能舍而言，是放下名利、物欲；就难忍能忍而言，是承担如来的家业和众生的苦难，故所谓看破红尘实与出家的宗旨无关。
至于出家学佛，可以包括社会的一切阶层，且绝不为逃避现实，乃在和睦人间、净化人间，也就是佛化人间。如果学佛之后要离开人间，离群索居，那就违背了佛化人间的旨趣。在家学佛，在五戒、十善的生活原则下，对于家庭、社会、国家都应尽责尽分。所以学佛之后的在家人，他会更积极于人间的生活以及分内的责任。这也就是大乘佛教将菩萨的形象分为出家、在家两类的原因；出家菩萨是无牵无挂的比丘相，在家菩萨是福德庄严的天人相。
如果以看破红尘的本意而言，是属于消极的，而学佛却是积极的。我们可以把人间的生活形态和心态，分为三类：第一，绝对的多数是属于恋世型的，对于任何事物都放不下，争名夺利、饮食男女、醉生梦死，苦恼终生而不知生为何来，死向何去？活着的时候放不下，要死的时候舍不得，所以佛称他们为可怜愍者。第二类人是厌世者，他们或是愤世嫉俗，或怀才不遇；或是消极、悲观，对于生命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。因此，前者会变成玩世不恭，或退出人间社会的大舞台，而过隐遁的生活；后者若不自杀而死，也会逃避现实，抑郁以终。第三类，是属于放得下、提得起的人。他们见到人间的疾苦，世事的危脆，以悲天悯人的怀抱，拯救世间众生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即使跋山涉水，乃至于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这就是被后世
称为贤者和圣人的型范。
以佛教的观点看，第一类人是凡夫根性；第二类人，类似小乘根性；第三类人，类似大乘根性。不过，若以佛法化导，第一类人虽是凡夫，也能够渐渐获得智慧，洞察世间现象，为人们减少烦恼，为社会减少灾难。第二类的小乘根性，则至少不会愤世嫉俗，或者寻短自杀，而会积极修行，早求出离生死苦海。进而也能为人间留下自我奋发，自我救济的模范和典型。第三类大乘根性者，则能由于佛法的化导，而赋予无限的生命、无穷的悲愿，生生世世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佛化人间，成就佛国净土；不仅度人，也要度尽一切众生。他们不会因阻挠而失望，也不会因便利而狂热；时时努力于因缘的促成，默默地耕耘，成功不必在我，却永远精进不懈，像这样的学佛态度，当然与看破红尘的观念了不相关。
□学佛也需要知识和学问吗？
这问题相当含糊，易于混淆。
首先，我们肯定孔子所说的：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’意思是一般大众，懂得越少，就越能专心一意地照着老师所教的简单方法，一门深入，专精修行，并获得益处。所以，知识程度低的人，甚至没有读过书的文盲，并非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大受用，例如：六祖惠能，传说中他是没有读过书的砍柴人，最后却成了中国禅宗史上的第六代祖师。
不过据《六祖坛经》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考察看来，惠能大师虽不是一位学者，若说他目不识丁，则不可能；因此，在中国佛教史上，传说中的文盲而能成为佛教祖师，并对佛教有广大而深远影响的人，尚无第二者。从印度佛教的释迦世尊开始，传承以至中国的历代祖师，都是博通五明、内外学问的知识份子和大学问家。
上上等人，不须教育，不须文化，而是自然天成，一通百通；他们能够掌握根本的理，以贯通全体的事，不是从琐碎的万事万物各别认知中见其统一的理，正如《永嘉大师证道歌》所说：‘摘叶寻枝我不能’及‘入海算沙徒自困’，那是一了百了，不须琐碎的意思。学法是明理而穷本，学佛是见性而成佛，当然不需知识和学问；可是见性和悟后，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，必须通达经教，充实知识，做为利生的工具。
中上等人及中下等人，必须依据经教，参访明师，才有修行的依准和学习的方向，否则，便会成为盲修瞎练。在未见明师之前，或者见到了明师之后，都需要经教的根据，才能够抉择明师之真假。如果顺乎经教，深入法理，洞明法义，那是真的明师。如仅以自我的臆测和修持中的感应、经验来自由地解释经教而毁谤正统历代诸大祖师及三宝的人，即为邪师而非明师。
所以，若有人还不知如何选择明师的话，应先深入经教，确认佛法，再去访求明师，做画龙点睛式的帮助，假使千万疑问能在一语之下彻底点破，那就是你的明师。如果一无所知，而去参访明师，就你而言，他还是一位普通的凡人；若是已深通经教，纵然踏破铁鞋，访遍天下，未见明师，也不会误入歧途；并且既已掌握方向，便只是需要层层剥落心中的块垒，虽无法一时将无明的黑漆桶顿时兜底打通，比较起来，还是安全的。
修念佛法门的人，如果没有时间或环境不许可，当然，只要抱定一句‘南无阿弥陀佛’的六字洪名就够了。但是历代弘扬净土的祖师，像卢山的慧远，以及唐代的道绰、昙鸾、善导、迦才，到明末的莲池、蕅益，以及民初的印光等诸大师，都是通达儒、释、道三教的饱学之士，也都是佛教史上的大思想家，怎么能说念佛不需要经教呢？不通法义而仅念佛，怎么知道念佛可以往生净土？所谓净土又有几种呢？虽然下下等人，不知发问，只知照着去做；但是能够发问，而且经常需要帮助人家学佛、信佛、念佛的人，如果也是对于经教法义一无所知，怎么能够产生劝化的力量？否则，就是以盲引盲，盲修瞎练，邪正不分，心态不明，目的不纯，怎么能够自利利他，达到往生净土的目的呢？
不错，人在正当用功之时，不论参禅、念佛、修显、修密，都要求心无二用，不得一边修行，一边思考经教，或以经教的内容、法义来时时对照自己修行的情况，那是种扰乱，是修行的大障。但在修行之前的认清指标及修行以后的印证情况和指导后学，经教的研读却是不可或缺的。
□在家信佛有禁忌吗？
民间通俗的信仰，有很多的禁忌，但那并不是正信的佛教，却被误认为是佛教的禁忌。如香炉里面残余的香棒，不可以每天清理，结果弄成脏乱和容易引起燃烧的危险。其实，我们寺院每一尊佛前的每一个香炉，在每天的清晨都必须清理收拾，经常保持像第一次烧过香的香炉一样清洁。
在家的女信徒，在生理期间，不敢进入寺院礼拜，甚至不敢到佛前上香、诵经、打坐、念佛，其实这是低级鬼神的禁忌。因为鬼神怕见血污，所以，容易见血发嗔。鬼神嗜血食，见血起贪，可是生理的经血，不是鲜血，因此而有被侮辱和作弄的反应；所以，生理期的女性，进入神鬼的宗祠、庙宇、殿堂，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。至于佛教的沙弥尼、比丘尼，以及近住优婆夷，都是生活于寺院，每天与经像、法物为伴的女性修行人，从未由于生理期间，发生所谓冲克的问题而带来灾难的。
在家供佛，设立佛坛，通常都先请人为佛菩萨圣像开光，同时要选择日期，勘定方位，这也是属于民间信仰或民间风俗的一种。以入乡随俗的观点而言，这无可厚非；开光表示慎重，择定日期和方位，表示祈求吉祥。但是从佛教的观点而言，诸佛菩萨无处不在，无处不应，一切方位有十方诸佛、十方三宝、护法龙天，当然没有民间信仰中所想像的那些问题，只要自己认为是最尊贵的位子，以最虔敬的心情和最适当的时间来为佛像安位就好。
有人认为某些经咒，在家人不可念，或者某一时辰不可以念某些经咒。其实，凡是经咒都要以恭敬心，于清净处来持诵，最好先洗手、漱口，并在佛前焚香、礼拜；但没有一定说在家人不可以念什么经或持什么咒，除了密宗的特定法门之外。
家里有人信佛，但也有人信神，是否可将不同的神佛在同案供奉？这应该没有问题，佛在中间，菩萨供在两边，诸神供于菩萨的外侧，做为三宝的外护，也让诸神亲近三宝，修学佛法，种成佛因。如果取得家人的同意，在改信佛教之后，可对原有的神像焚香、供养、祷告，然后收藏起来，以免供的偶像太多，形成杂乱。
香灰及损坏的经像、法物，有许多人不知道如何处理，甚至于送到寺院。其实，只要选择清净的空地和焚化的容器，用火焚化之后，埋入地下即可。若是金属制品，则收藏起来，过了若干时日，就可做为古董或破旧物处理。
佛前鲜花、水果、食物、茶水等供品，属于消耗品，必须每日更换；如果尚是可用可食，应该移作他用，或是家人食用，不得抛弃；如果腐烂、败坏，则做垃圾处理。至于供品的单数或双数，没有限制，以对称的美观而言是双数，如限于物力、财力、位置及场地的关系，单数也没什么不可。至于品类，质料是以各人的财力可能负担的范围为原则，不敷衍也不铺张。
在家修行的时间，以早上、晚上为宜，身心清净轻松，才能专注、虔诚；如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，当然也可以选定不同的时间。最好卧室不设佛像，床上不要打坐、拜佛、诵经；如果只有一间房子，最好平常将佛像用布遮盖，礼拜之时，要把床铺整理整齐、清洁，再揭开佛像；如果除了床铺没有任何位置，坐在床上，也可以做为修行场所。总之，是以恭敬、清净心来做到肃穆、庄严的程度为原则。
皈依三宝之后，对于其他宗教，以及民间信仰的寺庙、道场，不得再受皈依，但仍予以尊敬；若进入教堂、寺庙、神坛，当以鞠躬合掌问讯为礼。不得作为信仰的物件，但还是可以作为友谊的联系；在对于佛法未有确实的认识之前，不可以阅读外道的书刊，否则会造成方向的误导。
□学佛是否必须放弃现有生活的享受？
不一定，要看情形，无目的的享受，应该收弃；有理由的享受，必须维持。
佛要金装，是装给众生看的；人要衣装，是装给一定的社会层次的人看的。享受的本身是代表人的身分、地位和立场。在需要威仪、礼节的场合和环境，如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享受是一种礼貌、隆重的表示。可是在物质条件贫乏、自己经济能力薄弱、社会环境恶劣的情况下，纵然自己有此能力和物力，也当舍去所有的享受和大众共度难关，例如近代的印度甘地就是如此。
今日的社会，为了礼貌或安全的理由，在某些场合、某些环境或者会见某一些人，必须衣冠整齐，必须乘用私家汽车；日间有日间的礼服，晚间有晚间的礼服，在日本及欧美地区，参加丧礼有一定形式和颜色的礼服，参加婚礼以及各种正式的集会，也不得穿着工作服、睡服和居家的便服，这些都不该算是享受。
佛法重视因果，今生的福报是由于过去世的布施而来。享受福报，犹如向银行提用存款，提用愈多，存款愈少，终有提空之时；今生享受愈多，福报所剩愈少，终有用毕之日。应该一方面继续修福，同时也要惜福，才能达到福德圆满的程度；否则，纵然有福，也有所不足。
因此，从原始的佛教开始，就主张比丘要身无长物：一则是为戒贪，二则是为惜福，三则是为减少对身体的执着；出家众固然如此，在家众亦复如此。
出家沙弥就要遵守不着香花蔓、不香油涂身，不歌舞唱伎、不故往观听，不坐卧高广大床，不带手饰，不蓄银钱、宝物等戒律。在家众如果能够做得到，除了银钱必须使用之外，其他也应遵守；如果不能遵守，希望在一个月的六天之中，受持所谓六斋日，来比照出家的生活而行，目的就是在于惜福而放弃享受。此所谓享受的内容，应该包括吃的、用的、住的、坐的、睡的、身上带的和各种娱乐设施。这便是节流更重于开源，布施是为福报开源，放弃享受是为福报节流。
可是，释迦世尊的身相，就有卅二种大人相，是一种福德、庄严、智慧相。传说释迦世尊也接受金缕袈裟的布施供养，也受给孤独长者以黄金铺地，买下了只园精舍而供养佛陀。当时的福德长者们供佛斋僧时，都用上好美味的饮食，并且庄严、修饰精舍和供佛斋僧的场所；许多有名的说法之处，后来都成为佛教史上着名的庭园和花园。
从佛经里面所见到的佛国净土，例如：西方的弥陀净土以及《华严经》的弥勒楼阁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见的诸大菩萨的宫殿，都是金碧辉煌，极庄严之能事，那也就是大福德者，福德与他们的生活同在，而以他们财富表现出来；好像贫贱的人身相丑陋、皮肤粗糙，富贵的人身相庄严、皮肤润滑，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福报，与放弃享受或贪图享受无关。
我们所说的享受，应该是指贪图个人的口腹之欲，饮食山珍海味等稀有食品，不为请客，也不为礼节，只为了表现一己的富有；或为使得他人羡慕、注目而蓄意的打扮、化妆、穿着，以满足自己的虚荣；或者为了官能的享受、刺激，而去歌榭、舞厅、妓院等声色犬马的所谓游艺场所，纵情放逸、挥金如土，这些行为当然是学佛者应该放弃的。
□什么是佛教徒的饮食观？
佛教出现于印度的时候，佛教徒并没有特殊的饮食习惯和规定，因为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普遍的国家，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一定有大同小异的饮食观念。所以，原始时代的佛教徒乃至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，过的是沿门托钵，所谓‘一钵千家饭’的饮食生活；他们不选择托钵的物件，也没有所谓洁净或不洁净，神圣或不神圣的饮食禁忌，为的是一律平等、广结善缘。相沿迄今，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泰国等上座部的佛教区域，还保留着当时的古风，也就是供养者供养什么就接受什么，没有选择、挑剔的余地，只要不是特为某一些托钵者而杀，纵然鱼肉等食物，也不拒绝，这就是为什么小乘佛教不规定必须素食的原因。
素食是佛教所强调和鼓励的，如果能够办到的话，这是基于慈悲的立场，不是现代人为了健康和经济的原因。事实上，肉食既伤慈悲，也的确有损健康，所以，大乘经典如《梵网经》、《楞严经》等都强调素食，严禁肉食。
至于荤腥，应有分别，所谓‘荤菜’，是指具有恶臭味的蔬类，例如：大蒜、葱、菲菜、小蒜等。《愣严经》说：荤菜生食生嗔，熟食助淫。在比丘戒律里面则规定：吃了荤菜要单独住，或者距离他人数步以外，并位于他人下风而坐，或者必须漱口至没有恶臭为止。这主要是为了不扰乱大众，所以，不得食荤。并且在诵经之前，为了不使听经的鬼神发嗔和起贪，最好不吃荤菜。所谓‘腥’就是指肉食。辣椒、胡椒、五香、八角、香椿、茴香、桂皮等都算是香料，不算荤菜，不在戒律所限。
至于不得饮酒，在印度乃是佛教徒的特色，其他宗教不仅不戒酒，甚至认为酒能通神。本来酿酒不须杀生，并且可以成为药物之一种，不应列为宗教的禁忌；但因为佛教重视智慧，若多饮酒容易乱性，而饮酒之后还能够自制而不致昏乱的人不多，所以，为了保持经常清醒，利于精进的修行，特别是为了达成修定的目的，必须戒酒。至于一般大众，若据孔子所说的‘饮不及乱’，无伤大雅。所以若受五戒而不能戒酒，也可以舍掉酒戒或不受此一酒戒，还不失为三宝弟子。
若将酒当做菜的佐料，如已没有酒味，失去醉人的力量，应该不在酒戒之限。故在中国的新兴宗教──所谓理教也戒酒；当在必须用酒的场合，以醋代理，例如以醋代替烹饪的佐料，因为此时的醋已无酒性。
如果进入荤菜馆或居家时家人之中有人吃素，也有人吃荤，能够使用荤素两种不同炊具和食具，是最为理想。因为荤素的气味不同，对于饮食者的感受也不一样，为了习惯上的理由，保持清净是必要的。可是禅宗的六祖惠能大师，在开悟传法之后，隐于猎人队伍之时，仅吃肉边菜，而避菜边肉。不吃肉是为了慈悲众生，还吃菜是为必须生存，因此在生活条件不许可强求的条件下，用肉食的炊具来煮素食，那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。
对于菸、麻醉品的观念，在佛制的戒律，可因病而由医生处方使用；不仅是菸，乃至于酒，在不得不用的情况下，不算犯戒。当然，不能假藉治病而贪口腹之欲去吸饮菸酒和麻醉品。抽菸是为防止瘴气，在瘴疠发生和弥漫的地区，出家人可以适量地吸菸；否则，为了威仪，应该戒除。若是为了刺激、嗜好、无聊等原因而抽菸，那就不为佛戒所许。在南方热带地区，嚼槟榔也是为了防止呼吸器官感染疾病；但是在不为治病的情况下，那就成了有失威仪和损伤形象的一种恶习。
菸、槟榔都非饮食中的必需品，对人体少用是为了治病，多用则有害无益。例如：酒精过量者中毒；菸的尼古丁则伤肺损气并为致癌的原因；槟榔的液汁，有损牙齿的健康，令珐琅质受到腐蚀，佛教徒能够不用最好不用。
至于蛋类，应该是属于腥类，因为它可以孵成为雏，而且它的味道，就是腥味，如果持素清净的人，最好不吃。虽然现在养鸡场所产的鸡蛋，是无性的，在消费市场所买到的都是属于无生命的；但它很显然地并非植物，若从杀生的立场，吃无性卵，不算犯戒，也无损于慈悲，若以素食的习惯而言，便应当避免了。
最好，关于乳制品，不属于肉食，也不属于腥食，因为牛羊吃草及五谷，所产的乳汁也不含腥味。饮乳既未杀生，也不妨碍牛犊、羔羊的饲育，而且是由人来饲养、控制乳量的生产，不会影响雏儿的生长与发育，所以，在佛的时代，普遍饮用牛乳，而且将乳制品分为乳、酪、生酥、熟酥、醍醐等五级类，是日常的食品，也是必需的营养品，不在禁戒之列。
□杀生的定义和范围是什么？
原则上说，不杀生戒的重心在不杀人，所以，杀人是重罪，杀其他动物是轻罪。众生固然一律平等，但唯有人类能够造恶业（或称为黑业），而堕为鬼道或下地狱；也能修善业（或称为白业），而升天堂、出三界乃至于成佛；其他众生，除极少的特殊例子之外，既不知善，也不知恶为何事，只有随业受报的自然行为，而没有心意的造作在内。所以，人是道器，只有人能修道，并能弘道，因此，戒杀是以不杀人为根本。
杀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一、知是人，二、预谋而有杀念，三、杀死；否则，叫做伤害或过失，不成杀人罪。至于人，是不论年龄、贵贱，不论成形或未成形，有知或无知，凡被肯定是人者，皆不可杀。所以，不得堕胎，也不得以安乐死的名目来处理自己求死或已无自觉意识的植物人；否则，就是杀人罪。此点请参考《正信的佛教》和《人生》第三十六期的社论。
迄目前为止，医疗界呼吁人体器官的捐赠和移赠，比如眼角膜、肾脏以及其他脏器的捐赠，是将没有使用能力的人体，局部令其复活，这是值得鼓励的事。如果在生前捐赠，当然已经获得捐赠人的同意，纵然在死后移植，也必须预先取得死亡者生前的首肯，否则亡者对于遗体尚有一分贪恋和执着，便会引起他的嗔恨及怨怒，甚至影响他的转生善道或往生净土的去向。
自然死亡的人，通常于十二小时之内，神识未离，尚有部分知觉。从医学上判断已经死亡的人，从佛学的观点看，未必就已真正死亡；但如果立下遗言，捐赠器官，为了挽救另一人或数人的生命，这是舍身救人的菩萨行，因此，若生前确立有遗愿，移植人体器官当不成问题。
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为了维持环境卫生的原因，必须处理蟑螂、苍蝇、蚂蚁、蚊子，乃至于老鼠等问题，这在佛世已有成例。当比丘们的浴室、浴池由于多日未用，满生小虫，负责清理的比丘，不知如何处理，佛说：‘除尽污水，清洁浴室。’比丘说：‘会伤虫！’佛说：‘不为伤虫，是为清理浴室。’于是比丘释然。这个例子是说为了维护人类生活环境的卫生，予以清理打扫，目的不为杀伤虫类，因此，不算杀死。当然，不得用药物喷射杀虫，只能以打扫、清理、消毒的方式来防治或退治虫蚁的进入和繁殖。如果环境经常保持整齐、清洁和消毒完善的状态，纵然有虫蚁，也不会太多。
如果在耕种时，难免会伤及虫蚁，但为了我们自身的活命，不用说耕种，就是日常行走及其他劳务，也会无意杀死虫蚁。所以，只有经常多念阿弥陀佛，愿愚痴而无知的众生，于死亡之后，转生善道或超生净土，不算犯杀生戒。当然，能够小心防止，减少杀伤虫蚁的机会，是慈悲的表现。如果明知杀生而心无悔意，便是没有慈悲心。
至于毒蛇、猛兽，以及毒虫之类，是他们过去世的业力使然，他们伤人，不出于预谋，虽有恶行，没有恶心，所以，并不算造杀业，应受到人类的同情和保护。以今天人类的社会而言，不仅可以防治受其伤害，也可以划出特定的空间范围，令其生存，或做到限制他们的繁殖，不令其成为人类的灾害。此所谓宜用防治法，不宜用歼灭法，不仅培养了人类的仁慈心，也对大自然的生态尽了维护的责任。
一般初学佛的人，对众生的定义不明，而且现在更有人说，植物也有生命，植物也有感情，若说不杀生，应该既不杀动物，也不杀植物。其实生命有它的层次，植物是无情众生，动物是有情众生。所谓众生，可分作三级，高级的为人类，具有三个条件：一、有活的细胞；二、有神经的反应；三、有思想及记忆。低级的为植物，只有活的细胞，没有神经和记忆，虽有生死的反应，没有苦乐的感觉，更没有思想及记忆，所以叫做无情。中级的是动物，只有少数如狗、猴子、马、象等高等动物有若干的记忆力，但没有思想力。至于下等动物除了神经的本能反应，没有记忆和思想，然其既有神经就有痛苦，就会怕死。所以虫蚁都会自然地知道逃避死亡的危险，植物则不然。因此，杀生的界定，就是能够知生怕死的动物而不及于植物。
佛戒比丘不可砍伐草木，是因低级的鬼神，依草附木，以草木为庇护，为了慈悲鬼神，不使鬼神生嗔，故不去破坏其居处，并非为了草木不可杀的理由。
微生物如细菌，从生物学上看，它是介于植物与动物之间的生物，既没有神经更没有记忆和思想，不属于有情众生，可以说是活动的植物，所以，杀菌不是杀生。
关于水中的微生物，除了细菌之外，尚有比较高等的生物，他们虽也没有神经，但已可以算在动物之列，因此，佛世的比丘，用水需要通过滤水囊的过滤，把比较大的微小众生滤出，比较小的就不管了。这是基于慈悲的观点，不忍目见生物而不救度。如果肉眼不能见，或虽见而不能分辨是有情或无情众生，那就理会不到了。
佛教主张不杀生，主旨在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，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由，我们自己怕受伤害、畏惧死亡，众生无不皆然。众生的类别虽有高低不同，但众生的生命绝没有贵贱、尊卑之分，如果人人发扬这种平等、慈悲的精神，我们的世界一定是和谐、和平、互助、互敬、互爱、融洽无间，将没有一人会受到故意的伤害。虽然佛经中说，杀生有果报，杀人偿命，吃它半斤，还它八两，这是说明了因果不爽的事实。但是我们不必把不杀生的着眼点摆在害怕受报的观点上，果报是有的，但也并非绝对不可以改变的；养成慈悲心，才是不杀生的重点，也是佛菩萨化世的精神。
□为何放生？如何放生？
‘放生’典出于大乘佛经，盛行于中国内地，西藏亦然，也流传于日本和邻近的韩国与越南等地。放生的活动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。所谓‘吃它半斤，还它八两’；如果能够既戒杀又放生，当然功德倍增，此等感应灵验的事例。史不绝书。
如一九七四年越南沦陷于共产政权之后，向外流亡的难民一波接着一波，其遭遇有幸与不幸。有的未及逃出越南境内，又被抓了回去；有的在海上漂流，葬身鱼腹；有的虽然逃出越南，但无收容之所，甚至被遣送回去。不过，根据逃亡成功的难民所述的经验，如果达不成逃出越南的目的，可以请国外亲戚或难民自己买鸟或鱼类放生，只要一次或两次就会见效，顺利成行。
在《杂宝藏经》卷四记载：有一沙弥的师父见他七日之内寿命将终，要沙弥返回俗家，七天之后再来，但没有说明原因。他在返家的路上，看到一处池塘缺口，池水灌入池边的蚁巢，众蚁慌张夺路逃生。但是蚂蚁逃生的速度那有池塘缺堤那么快速？眼看无数蚂蚁即将淹死，沙弥就用自己的袈裟包上土，把池塘缺口堵住，救活了所有的蚂蚁。过了七天，沙弥在俗家玩得无聊，又回到他师父跟前。师父一见，觉得惊奇，问他这几天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沙弥以为师父说他犯了戒做了坏事，非常恐惧，答说什么也没做。师父是罗汉，即用天眼观察，知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，那就是救起被淹的蚂蚁。后来这位沙弥转夭为寿，得以长命终老。
放生的根据，最为佛教徒所熟悉的，有两部经。一是《梵网菩萨戒经》，其中提到：‘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是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，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。一切地水，是我先身，一切火风，是我本体，故常行放生，生生受生。若世人见杀畜牲时，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，常教化讲说菩萨戒，救度众生。’
另一部《金光明经》卷四〈流水长者子品〉，也提到有关释迦世尊往昔行菩萨道的一段记载：当时世尊名叫流水长者子，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很大的池沼，时逢天旱，而且有人为了捕鱼，把上游悬崖处的水源堵塞，使得池中水位急速下降。长者子眼见上万大小鱼类濒临死亡边缘，又无法从其上游决堤引水，于是为了救活鱼群，不得已向当时国王请求派二十只大象，用皮囊盛水运到池中，直到池水满足，并且饲以食料，方才救活这些鱼群。
《梵网戒经》是放生的理论依据，《金光明经》则是开设放生池的依据，其他大乘经如《六度集经》卷三，有赎虌的放生记载，而另外玄奘三藏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，也讲到雁塔的故事。如传说在中印度摩揭陀国有一个小乘的寺院，住着若干小乘比丘，他们本来不禁三种净肉；所谓三种净肉，是指不见为己杀、不闻为己杀、不疑为己杀的肉类。有一天，一位比丘没有得到肉，正好有一群雁从天空飞过，他就向雁群祷告说：‘今日有僧缺供，大菩萨你应该知道时间了。’雁群应声自动坠地而死。比丘本来不信大乘，不相信雁是菩萨，所以用戏言来调侃大乘，想不到那一群雁就是菩萨显现而来感化他们的。小乘比丘惭愧不已，互相传告：‘这是菩萨，何人敢吃？从今以后，应依大乘，不再食三种净肉。’并且建塔营葬雁体。
可见，放生是从戒杀而衍生的，也可以说，戒杀的进一步必定是放生。戒杀仅是止恶，是消极的善行，放生救生才是积极的善行；如果仅仅止恶而不行善，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。因此在中国，从北齐萧梁以来，便提倡断肉食、不杀生；且放生的风气也从此渐渐展开，从朝廷以至民间，由僧众而至俗人，都以素食为尚。而历代政府为了表示推行仁政，年有数日也定期禁屠；而从中央以至地方，或者为了祈雨禳灾，也都有放生禁屠之举。如梁武帝就曾下诏禁止屠杀生命以祭祀宗庙；梁代慧集比丘，自燃两臂游历诸州，以乞化所得赎生放生；随天台智顗大师发起开筑放生池，为被放的鱼类讲《金光明经》和《法华经》，又购买各类粮食饲予鱼牻；陈宣帝时，□国子祭酒徐孝克撰写〈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〉，这是中国有放生池及放生会记载的开始。此后由唐至宋及明，无不盛行放生。如唐肃宗时，刺史颜真卿撰有〈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〉。宋朝的遵式及知礼两位大师，也极力提倡放生。
明末莲池大师云栖袾宏是历代高僧之中提倡放生最积极的一位。他在《竹窗随笔》中有〈如来不救杀业〉、〈食肉〉、〈斋素〉等文；又在《竹窗二笔》中，写有〈衣帛食肉〉、〈戒杀延寿〉、〈放生池〉、〈医戒杀生〉、〈因病食肉〉等篇；在《竹窗三笔》中，也有〈杀生人世大恶〉、〈杀生非人所为〉、〈人不宜食众生肉〉等文，鼓励戒杀放生。除了素食的文字之外，他也写了〈放生仪〉及〈戒杀放生文〉，以备大众于放生时，对所用仪式有所依准。在现代人中，有弘一大师书、丰子恺画的《护生画集》计六册；另有一位蔡念生运辰居士，一生提倡戒杀放生，他编集了历代有关动物也有灵性和感应的故事，成为一书，名为《物犹如是》。
不过，现代社会科技进步，人口密度膨胀，生活空间缩小，要想求得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放生池和放生区域，是相当困难的。其难处除了渔、猎的网捕射杀与打捞之外，也有自然环境的限制。如今日的台湾与美国，只有野生动物保护区。此外，有人基于爱心或保护自然环境的立场，劝导社会大众不要乱捕滥杀，以免破坏生物互相生克的自然协调，也是为了挽救稀珍动物濒于灭种的危机，这些跟佛教放生的本意虽相应但不相同。如果我们仅把要放生的生物无限制地流放在自然景观动物保护区，到了饱和程度，也会有人以控制繁殖和适量的捕杀等方式来调节其生活空间的。
因此，我们到那儿放生？如果是鱼，有人用钩钓、网捞；如果是鸟，有人用枪射、网捕。而且今日的鱼市场和鸟店，所售的商品很少是野生的，多半是来自人工繁殖的鱼池和鸟园。那些动些，根本没有适应自然环境而自求生存的能力，放生，也等于杀生。放小的，被大的吃掉；放大的，就进入餐馆的厨灶。而且，鸟类，尤其是鱼类，都有它们生存的习性。一定的鱼类必须生存于一定的水质、水深和水流的环境中；买淡水鱼放于大海，买海鱼放于淡水，都是大问题。如果是鸟园繁殖的鸟类，它们不曾在自然界觅食，便可能甚至不知草丛树林间的草种树果等也可以作为食物；如果放之于原野，不是饥饿而死就是被其他动物或鸟类捕食而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是否还需要放生？是否还应该放生？
这确实是非常不幸的事实，自然环境的限制使得放生运动越来越困难。不过，放生的精义在于当下放生的念头，如希望被放的生物能够延长寿命；至于能够延长多久？我们必须尽到研究、考虑和照顾的责任。比如说，要放鸟类，就先得考虑放什么鸟、在那儿放、什么时候放，才比较安全有效；放生鱼？水族，也当首先研究观察它们的生态、习性和来源，然后选择最适当的时机，放到我们觉得最安全适合的地方。如果不能求得百分之百的可靠，有百分之五十也不错，即使今天去放生，明天它们又被抓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我们的目的是为启发增长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对众生的救济心，至于被放的众生，也有它们自己的祸福因果和因缘。若在放生时，没有存心让它们重遭罗网而受刀俎之苦，且开示被放的众生，为其说三皈、讲佛法；发愿回向，它们也能从此脱离异类身，转生为人，上升天界，往生净土，发菩提心，广度众生，早成佛道。我们但求能尽心而为，尽力去做就好。
□佛教徒应以怎样的态度来赚钱？
有人问起，做生意不能说实话，所谓老王卖瓜，自吹自夸，如果卖瓜的不说瓜甜，那就无人问津了。既然如此，佛教徒能不能做生意？做生意是否犯了妄语说谎的戒？
再有人问，学佛的人不应贪心，相反的应该布施。可是做生意赚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，这岂不是跟佛理相违？
又有人问，佛教徒不可害人，如果做生意赚到钱而使他人亏本，又该如何？
也有人问，佛教徒可以从事股票投资、放利息、房地产买卖等活动吗？因为这些事都有投机性质。
更有人问，佛教徒可以做粮食饲料等的买卖吗？如果粮食饲料是被买去喂畜牲，是否间接助长了他人的杀业？
是的，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面对而加以检讨的。首先必须了解，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印度，人民分为四大阶级，亦即1、宗教师的婆罗门，2、从事军政的刹帝利，3、从事工商的吠舍，4、从事杀生等贱业的首陀罗。佛陀释迦世尊除了不鼓励从事首陀罗的职业之外，其他都在容许的范围之内，而且加以赞叹，可见佛教徒从事工商业是正当的。
至于说，做生意是说谎而骗人上当的行为，是有待商榷的，因为这并不是必须的手段，而是一般人的习惯和心理所造成的。货真价实、信用可靠，是工商界应有的职业道德。也唯有信用可靠，才能够可大可久，否则为何许多商号都要以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‘老店’招牌做号召？我曾经说过：‘如果跟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做生意，不必担心他欺骗你。’相对地，身为佛教徒如果还会让人担心我们用欺骗手段以招徕顾客，这不仅不是佛教徒的正确态度，甚至连一个小商人的基本观念都尚未建立。
当然，我们知道，有些行业往往漫天要价，目的是等着顾客就地还钱；但也有类似的行业却以老少无欺、不二价为号召的。我们做为佛教徒，应该带动风气，诚实无欺。也许刚开始时，生意差一些，利润少一些，日久之后，你的信誉就能为你赚钱。
一般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、积谷防饥的心态；做生意一本万利，想当然是为了使个人生活有保障，乃至为子孙万代留下吃喝不完的余荫。但是，时代已经改变，观念已经不同。现代的大企业家，不应着眼于自利，而是贡献自己的智慧才能为社会人类谋福利，即所谓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；以完成事业为目的，造福人群为理想，就没有贪心的成分在其中。至于普通人的智慧体能，虽然不足以为社会大众提出多少贡献，但至少也该负担起个人的生活开销，进一步维持家庭的成员和公司的员工，这是互助，也是为了各取所需。
因此，人人必须提供自己的所能，不论是资金的、智慧的或劳力的。身为佛教徒，更不应有做生意是只求自利而置他人利益于脑后的想法。因为社会是群体的因缘所成，我们参与社会做任何事，就跟其他人发生关系，产生互动互惠的作用。
我们应该以自利利人的存心来赚取应赚的利润，并且把赚来的钱做合理的支配，而不仅是为个人的物质享受和满足虚荣而花钱，若能如此，就不算是因贪心而赚钱了。《善生经》中说，居士的收入最好分做四分来处理：1、家计的生活，2、营业的资本，3、储存在家以防意外，4、放款生息。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印度，这是非常安全而合理的分配，到今天，储存在家和存入银行生息应该合而为一。此外，也应在这四份之中，酌量取出一部分做为三种用途：1、供养父母，2、周济亲友和部属仆从，3、供养三宝，作为宗教的奉献。前面的四分法，是保障自己的生活安定；后面的三种用途，则是为了孝养父母、社会福利及宗教事业。
佛法说应该从事正当职业，所谓正当职业，就是指于人于己都有利而无害的行业。既然如此，怎会自己赚钱而使他人亏本？当然，当你开的店经营不善或公司亏损累累时，不免会想脱手转让。由于各人的经营观念和方式有别，社会关系也不同，知识能力也相异，因而同样的行业和生意，在不同的经营者手中就有不同的结果，如某甲会蚀本，某乙可能赚钱。
基本上，不要存着把烫手山芋丢给人的心态去害人，而要希望他人因为承购你的原有产业而大发利市。同时，不要以为自己做不好的，别人也做不好；或者自己认为不好的，别人也认为不好。只要你对自己卖出的东西不做虚伪宣传，那么，一旦有人愿意承购，他一定会因此而得到利益。如果对方蚀本，这也不是你的存心，与你无关。总之，佛教徒做任何事业，都须以真心诚心待人，至于结果如何，不是你的责任，不必耿耿于怀。
股票和房地产买卖，是现代世界各国政府所公认的投资生意。前者是股票公司运用民间游资，透过股票市场成为企业投资的资本，是发展工商、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金融事业，应属正当的投资。但问题出在有些人掌握大量股票而制造股票行情，并操纵股票涨跌，这是不道德的。要操纵股票只有大资本家才能办到，一般投资人只能看行情的起伏买进卖出，故其中不免有些冒险的成分。在金融稳定的社会，操纵股票是犯法的，大企业家虽然拥有大量的股资，也不致于操纵市场制造涨落，否则会自食恶果，得不偿失。
至于房地产投资，也是正当正常的商业行为。一般人所诟病的，是指炒地皮，垄断房地产，不论购进或抛出都操纵于股掌之上，这不是正常的现象，佛教徒应该避免。若以正当的价格做合理的买卖，也是一种商业服务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
另外，就放利息而言，将钱存入银行或合作社等金融机构，也是一种投资方法。而以民间的小额存款互相周转或者集中投资于某些大企业，也是自利利他、繁荣社会经济的途径，值得鼓励。不过，若为贪取高利而放高利贷，等于火中取栗，危险性大，往往连母款也被倒掉。佛教徒不可因贪高利而放款，一则自己没有保障，二则对人剥削太多，有伤慈悲，最好不做。
至于商业的种类，古时有谓三百六十行，在现代工商业社会，可能超过三千六百行。不过，身为佛教徒有个原则，即凡是杀业、淫业、盗业、赌博和妄语，乃至于酒类等的买卖，都应避免；但是不能斩钉截铁说某种生意不能做。比如开电影院，专门放映诲淫诲盗的影片，当然不可；若是放映艺术性、教育性和娱乐性的影片，则属于正业。至于贩卖粮食，只需以所卖的终究是供人食用，或是加工后用于工业的动机即可；即使别人买去喂畜牲，也是为了供给众生吃的，我们本身并未从事杀业。当然，自己如果明知饲料是供养猪场养鸡场之用，可以考虑改行或改变销售的物品。总之，佛教不鼓励杀业也不从事杀业，凡与杀业有关的，应该避免。
□佛教徒可以有感情生活吗？
所谓感情，是指男女之间、亲子之间和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亦即爱情、亲情和友情。佛教徒仍是凡夫，不可能没有父母，也不可能没有朋友，而除了出家人之外，佛教徒也应有个人的配偶。佛把众生称为‘有情’，也就是说脱离以上三种情，就不是众生。而且，学佛是由众生来学的，是由凡夫开始的，任何人之间的接触交往，都必须合情合理合法。如果佛教只讲离欲，则无法使一般人进入佛门；如果佛的教化没有感情的成分，也很难教化众生。
佛法所称的‘慈悲’，似乎跟感情不同，但是慈悲的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有人称之为‘爱’。爱除了分为有条件和无条件之外，也有‘有我’和‘无我’之别。佛菩萨的慈悲是无我的，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我的；亲子之爱是无条件的，男女之爱和朋友之爱则可能是有条件，也可能是无条件的。佛法是要从基础的爱来引导至无我的慈悲。
由于佛菩萨可以无我，众生不可能无我，因此要教导众生从有我的爱而渐渐进入无我的慈悲；也需要先从有条件的爱，而加以净化成无条件的爱。因此，佛教不能一开始就叫人离开感情生活。
至于佛教徒应如何处理感情问题呢？家庭是感情关系的基础。家庭的基础从伦理上说是亲子之情，它的构成始于男女的夫妇关系，继而从家庭成员扩展到家庭以外的亲戚朋友。这都是因家庭的需要和社会的活动而形成友情的必要。中国有句俗谚说‘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’；又说‘夫唱妇随，白首偕老’。这些都是以感性的情为基点。如果没有情，就像机器没有润滑的油，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，也很容易因摩擦而受损伤。佛法目的不外为教化世间凡夫，诱导凡夫将矛盾化为和谐。因此，佛法有两个不变的法门──智慧和慈悲。智慧是理性，慈悲是感性；以智慧来指导慈悲、运用慈悲，就可使凡夫的情感从混乱变为条理，从矛盾成为和谐。情感如果离开理性的智慧，就会泛滥成灾，自害害人。
有一部佛经，叫《六方礼经》，其中提到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印度，有一种宗教信仰，教人专门拜方位。如有一次佛看到一位叫尸迦罗越的青年，正非常虔诚地礼拜六个方位，便问他拜的是什么。那位青年说不出所以然，只回答这是父亲的意思，父亲在世时拜方位，他去世之后儿子也应照着拜。佛陀告诉他，佛教也拜六方，如其以孝顺父母为东方，恭敬师长为南方，夫妇互相体谅为西方，爱护亲友为北方，体恤仆从部属为下方，尊敬出家修行人为上方；同时并说明了父母对儿女、师长对弟子、部属佣人对主人以及修道的沙门对俗人，各别所应具有的态度和责任。像这些都属于感情的范围，是人间的伦理关系。能够善于处理感情问题而过正当的感情生活，就是修行佛法的开始。
《维摩诘所说经》的〈佛道品〉中，记载普现色身菩萨与维摩诘的一段问话。
菩萨问维摩诘说：‘你有父母妻子，也有亲戚等眷属，还有部属和朋友，这不是很累赘吗？’言下之意是你既是一位大菩萨，却又拖家带眷，怎会自在呢？维摩诘答道：‘我的母亲是智慧，父亲是度众生的方法，妻子是从修行得到的法喜，女儿代表慈悲心，儿子代表善心和诚实；我有家，但它代表毕竟空；我的弟子就是一切众生，我的朋友就是各种不同的修行法门，在我周围献艺的美女就是四种摄化众生的方便。’
这一品涵盖了在家人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人事物，维摩诘不但不因有这些累赘而不自在，反以大智慧来运用大慈悲。他虽然过着与一般人相同的感情生活，但是自有其解脱自在的内心世界。
可见，佛教徒并不需要排斥感情生活，但看其能不能以理性来指导感性；以感性来融合理性。能够以理性的智慧来指导感性的情感，生活一定过得非常丰富、顺利、左右逢源，而且自利利他。
所谓佛法的指导和智慧的原则，是教我们如何处理感情问题，而不是要我们放弃、排斥或厌恶感情。如果用情不当，会带来困扰；用情没有节制，也会造成灾难。例如：父母对子女固然要爱护，但是溺爱，反而害了子女；男女之间应该相爱，可是婚外情或婚前复杂的感情生活，不仅会惹来家变的麻烦，也会给社会制造纠纷。另外，对亲戚朋友以及师生之间、主仆之间等等关系，也都要基于理性而付出感情，否则徒生困扰。佛法，并非反对感情生活，而是要指导我们如何过合理合法的感情生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