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教授先生、各位嘉宾：
“现代化”这个名词，它代表着进步、迎新、适应、向上的意义。不管国家、社会、宗教等等，都会随时代空间、时间的转换，不断的寻求发展，不断的趋向所谓的“现代化”。例如：台湾的十大建设、十二项建设、十四项建设、乃至二十一项建设，到目前提出八兆八千万的六年经济建设；大陆也曾由破四旧、立四新至提倡“四个现代化”；其它如非洲地区亦积极在开发，朝向现代化发展。由这些事实，我们可以发觉“现代化”的重要。
而佛教自佛陀创教以来，也无不随着时代，配合当时的风尚，所谓契理契机，使传法的方式日新月异，容易让人接受为原则。如：经典方面，佛陀时代，以口授传法，佛涅盘后，随着时代的进步才有贝叶的抄经、刻经、印经，发展到现在的电脑大藏经，都是由于“现代化”而形成各个时代的作品。现在就着“佛教如何现代化”这个主题，我提出四点意见：
一．佛法“现代语文化”
在语文中，就英语而言，国际企业界除了专业技能，语文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环。据统计目前全球有四分之三的邮件和电报是以英语发出，百分之八十的电脑储存资料是使用英文。学习日语的外国人，在一九六七－八四年间，从三万七千人增加到六十万人。可见在国际交流之间，语文所占的地位。
佛陀时代，印度的语言（包括方言）有二百二十多种，主要的语言也有十三种。佛陀传教也应用多种语言传法，所谓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”。佛涅盘后，第一次的圣典结集，大多采用混成的俗语，后来有了梵文，免不了又用了梵文，所以近世在尼泊尔、高昌、于阗等地，发掘到若干的梵文佛典。中国的翻译家中，竺法护通达三十大国的语言，鸠摩罗什、玄奘大师……等，皆通达多种语言，才有浩瀚的译经事业。
当今由于现代人的努力，有多种语言的书籍，如英语、日语、西班牙语、北印度语、孟加拉语、法语……等等。佛教的经典也以多种语文来表达，如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等。经典的语体化也渐渐普遍了，如佛学各类丛书。更有人计划把藏经、大辞典译成英文。现在一般高级学校设有多种语文的学习，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台湾，应用了当地方言传教，日本的小耳朵有各种语文的同步翻译，一般会议上甚至有立即翻译的风气，这些都是讲求“语文现代化”实例。现代的中国文学家之所以无法得到诺贝尔奖，就是缺乏英文的着作或翻译。
语文，在佛法上的功能是相当重要的。一个佛教学者必须具备梵、巴、藏、英、日文等语言，才能寻根究源佛陀的遗教。就如我们这次会议，参加的麦克雷教授、水谷幸正教授，也具有多国语文的能力。布教师如能通达国际语言，教义才能传布到该国领域。日本铃木大拙的禅，能在西方盛行，也是他具有英文传教能力所致。基督教能在台湾传播二、三百年的历史，也是由于他具有中文的能力。希望我们佛教的未来，经典能全部语体化、有声化、电脑化、彩色化，以期普遍流传。尤其佛弟子要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，从小训练起，一旦传教说法，就具备多种语文的才能，使未来佛教能进入世界化的新里程。
二．传教“现代科技化”
随着时代进步，目前社会已迈入信息化、电讯化的潮流。在企业界，办公室中已经开始使用文书处理机、个人电脑、电子交换机、传真机等各种信息产物。电话从有线、无线、传真，到带着走的行动电话，人们对它的应用也由工作上，渐渐扩散至一般生活。这些现代化的科技，所带来的意义不仅是“新”、“方便”，连生活习惯、人际的交流、思想的价值观也因此有了改变。同时为讲求方法、效率，公司团体都是企业管理化、人事组织化、资料电脑化。
过去佛陀说法，虽然只是以口传授，但是佛陀很重视方法，应用了譬喻、因缘、重颂、长行等来教化弟子们。随着时代、地域、文化的不同，传教方式也有了多层次的改进。佛教传入中国，因魏晋时国家分裂战乱，当时阴阳方术、巫术、鬼神信仰非常盛行，来中土的西域高僧，如佛图澄为了传教，多显灵异，与本土巫教、方术相契合。道安大师对汉译佛经，为了讲究方法，写出了《综理众经目录》，并为僧团制定了应遵守的法规、仪式，为后来中国寺院制度打下了基础。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、鱼山梵呗，或是唐代盛行的“经变画”，都是随朝代的进步所发展出来的。
佛世时，到四方教化是行脚托钵；玄奘大师西行求法，也是以步行走过八百里流沙；真谛三藏到中国，就应用了船只；现在传教又进步到汽车、飞机的文明产物。现代的小型弘法布教，有麦克风、音响、幻灯片、音乐、录像机等现代器材之应用。大型的佛学讲座，也利用了现代的科技，电视、电台、卫星转播、投影机等，更配合音乐、舞蹈、灯光、乃至利用电脑、传真，来统计、传送资料。
做事、做学问要讲究方法，传教更需要讲求时效。过去是个人布教，慢慢地应重视团体布教。弘法的方法应采用多元化，如研讨会、座谈会、交谊、报告的方式举行。过去是影印的黑白世界，日后要进入令人赏心悦目的彩色世界，广泛应用传真、卫星转播等科技来弘法。
三．修行“现代生活化”
过去的人，开口闭口我要去深山修行，我要去闭关修行，一生的岁月就这样盲修瞎练，而真正证悟有几人？只会自我陶醉在“修行”的名目中，要清净修行，真正实际修行又有几人？只为“修行”来闭关，假修行之名来沽名钓誉，真正有功力的又有几人？谈到修行，重在口号，只说不做；重视外表形式，没有实际方法，又是一种消磨式的荒度岁月；甚至是幻想式，自我式的修行，这些都是佛陀所呵斥的“焦芽败种”。
现代修行应如维摩诘居士，在人间行道，“虽处居家，不着三界；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”。如地藏菩萨，在极苦地狱中救渡众生作为修行。如观音菩萨，于苦海中誓度众生作为修行。如佛陀每天托钵、行脚、教化等作为修行。舍利弗以兴建只园道场作为修行，阿难尊者以侍奉佛陀作为修行，大迦叶以自我头陀为修行，迦旃延以为了弘法与人论议为修行，富楼那以到偏远地区弘法作为修行，优波离以为人作务为修行，周利盘陀伽以拂尘扫地为修行。中国的禅师们，如百丈以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为修行。当然念佛、诵经也是修行，但这些圣贤大德，明确地告诉我们搬柴运水，皆是修行。
我们不但要学习古德的行仪典范，更进一步要配合时代，以服务社会，使众生欢喜为修行。北魏昙曜为救济饥民奏请设立僧只户、僧只粟；隋唐的寺库、无尽藏院，到宋代的长生库，元代的解典库（金融机构）；或是竺佛调、竺法旷、于法开、耆域等为民医疗疾病，都是社会服务工作。现在佛弟子应树立吃苦耐劳、救济众生的慈悲身教形象为众生服务；以教书、医护、艺术、文学等为众生效劳。《阿弥陀经》说：“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。”这是告诉我们，要多为众生服务，多广结善缘。《大智度论》说：“菩萨为广度一切众生，而广学一切法。”所以现代的修行，应讲求生活化，学习各种法门去度众生。工作时可以念佛，静处能行三昧，动处也能安住定中；能在乐处安稳众生，也能在边远地区苦修；不以忙为苦，不以劳为苦，不以无为苦，不以恼害为苦，不以娑婆恶浊为苦，心常住寂静处，方为真正的修行，也正是《般若经》所言的“觉意三昧”的修持。
四．寺院“现代学校化”
自古以来，寺院就是代表传法、办道的地方。有寺庙、庵堂就有法在，就能办道，寺院也往往会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。因为寺院本身慈悲为怀，方便为本，所以贫苦时，可以向寺院求援；生病的时候能住在寺院治疗；寺院也对于民众有物质救助的功能。中国的交通史上，对于寺院的提供百姓住宿，是无法抹灭的贡献之一。特别是唐代以后，官吏录用的考试，很多的应考生，大多是寄居于寺庙之中苦读。宋僧成寻在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中记载，他在天台山国清寺参访时，曾和暂住在国清寺的四位明州（浙江省）秀人、七位温州（福建）秀才谈论佛法。这几位秀才就是参加全国官吏考试二十万人中的考生。因为如此，有些人就产生了一些错误观念，年老了要到寺庙找一处安老清净的地方；放假了，要住寺庙享受宁静；有法会要到寺庙吃拜拜；无形中寺院变成了公寓、饭店式的地方，或养老院、度假村，失去它原有的传教、办道的功能。
潮流在向前推进，寺院的功能也应作具体的发挥，未来寺院应该学校化。往昔，只园精舍就是讲堂，中国古老的寺庙有法堂、藏经楼。汉唐时代，佛教寺院堪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。人们到寺院中来，除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之外，还能获得绘画、雕塑、书法的艺术文化，文人学士、迁客骚人是寺院的常客。在更高层次文化领域里，寺院又是具有多种效能的教育所在。僧人的博学，往往使得各寺院的讲席，成为活跃学术的论坛。也由于寺院占地广大，房舍众多，环境幽静，藏书丰富，并且佛教把教化民众视为自己的重要任务，历代高僧们不但宣讲佛法，同时也很重视大众的文化教育，使得佛教寺院，因此为世俗提供了社会教育的服务。
现在不仅充满垃圾、废气、氯氟化碳，遭受人类破坏的地球需要环保，当前国会扭打、警民枪战、绑匪撕票，家门街头变成恐怖战场，而被惑乱的人心，更需要环保。所以，现代的寺庙应该设立图书馆供人阅读佛教典籍；设视听中心、简报室介绍佛教文化史迹；有会议室可以研讨、座谈、开会、解决社会问题；有讲堂可以布教弘法、办活动来引导人心向善，以达净化民心的功效。只有把寺庙功能学校化，才能接引民众进入佛法，使众生离苦得乐。
佛教如何现代化？从佛法“现代语文化”，走入时代，走入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使佛法能广泛流传。从传教“现代科技化”，节省时空、人力，应用方法，达到最高效率与成果，提高民众对佛教的认识。从修行“现代生活化”，以服务、奉献、精进、耐劳作为修行，以生活作务为修行，以六度作为修行，使生活修行化，修行生活化。从寺院“现代学校化”，使寺庙发挥多项教育、文化等功能，为大众服务，广植福德来成就菩萨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