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愿长跪不起——记三个投身农村教育的热血青年（六）
“我几个闺女上学，从来就没见过开家长会的，学生出了校门老师就不管了。现在开家长会，我们都愿意听，老少爷们儿都抢着去，让去一个全家都跟着去。老师讲孩子的优点缺点，都讲到心里，让人心服口服，还给学生买奖品，现在不让孩子念都不干。”
我曾问杨华，你始终都没给两个老师一分钱吗？他嘻嘻笑着说：“给过，今年春节一人给了20元。殷永纯没要，赵志雄赶集时都给学生花了。我自己花了4块钱，整个春节我们全家才花了20元。”
我不再说话。
“把沉睡的唤醒，让沉默的开口，让悲伤的轻松起来”
我是在回到北京之后才认真翻看他们三人的日记的。日记里记载的心路，是不能与之辩论的：杨华：--如果不给贫困地区办教育一个缓冲的机会，能有几个既有钱、又有办学精神和管理能力的人？在贫困地区，谁能一步到位建成国家标准学校，只能依靠发展和积累，城市许多民办学校，不都是先租房子聘教师，先上车后买票的吗？
--昨天母亲赶集没有钱了，拣人家的辣椒吃几顿。
--我们一提素质教育总是提到应试教育，中国大多数学校把不考试不排名次看作是素质教育，其实素质教育就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，包括竞争意识，生存意识，在学校让学生放松(不是淘汰教育)，而社会并不因你受的不是淘汰教育就不淘汰你，要让学生学会在规则内通过合理的手段有序竞争。与其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，不如让他们尽早学会生存学会竞争，将风险提前转移到学校。
--母亲今天给一个瞎眼要饭的找了两件衣裳，母亲虽穷但还接济别人，为了办学，母亲把羊、豆子、红薯、棉花、猪，都卖光了，母亲太伟大了。
在杨华的日记中，还有一些对每日花销的记载：某年某月坐车花了多少钱，某年某月给了妹妹多少钱，某年某月出门吃一碗面多少钱等，所有这些都是以角以分记载下来。这是一个为办学可以花掉几千元，为办学可以扒掉自家房子的人哪！
赵志雄：--我不知道自己潜意识里是否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，刘敬搬着板凳回家了，我竟有些舍不得。四十多个学生少了一个，我心里真像缺了些什么。眼前浮现出那个留着平头，长得很丑但身体很壮，每当我让他背书都给我行军礼的男孩子，他是我的学生啊！
--心头陡然一热，顿时浮现出几个名字……我要亲眼目睹这几个孩子出人头地。
--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在日记里忽略这个名字，但在他身上花费的心思却几乎最多，心中总暗暗下决心将他教育出个人才，我总试图用一相信他性格中会增加一种深沉的力量，促使他学会自律，以后再培养出他男子汉决断的信心和勇气来，但我有时实在照顾不到。他又被叫回家里去了，这次又失败了，我不知道，退学是否会激起他抉择的勇气，听说今天下午他偷偷去上学，被赶了出去，这肯定对他打击很大，我只有慢慢地观察。
--我只盼着这些学生能及时得到学籍(不被国家承认的学校是没有学籍的。记者注)考出几个大学生来。
最生气的时候：学生耍小脾气。
最高兴的时候：刘敬终于学会了通分。
最美的时候：围着高佳梅的围巾。
--今夜月光如水，我带着几个学生在公路和河边唱歌游荡，仿佛一群昼伏夜出的精灵。我们的声音和影子飘在空中，一定把附近的村民都给惊动了。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几个在活动，河流、马路、房子、沙滩都只为我们而设。这是一支没有乐队的剧团，我们自己的声音便是天籁，我们的歌舞来自远方，只为把沉睡的唤醒，让沉默的开口，让悲伤的轻松起来。回去的路上我给学生起名字，分别叫他们卡秋莎、卡琳娜、KAR、BORT。
--我将亲眼看着身边这些孩子们慢慢长大，他们会慢慢长高，说话慢慢地像个大人，他们的思想，他们走路的方式，都慢慢接近成人，最后渐渐地长出一张大人的脸来。
赵志雄至今没敢告诉家里，自己没有工作在这儿教书。
殷永纯给学生作文的评语：其实，我早就看出了你眼中的忧郁，只是你从来都没有诉说过，别害怕，孩子，我的家庭过去比你所讲的还要恐怖许多倍，但终归是要改变的。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话和和气气地向他们说出来，你也可以给他们写信，让他们看看你的日记，因为你已长大，可以解决好多事情了，总之，只要你努力去做。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“其实，你很聪明！”记住，你有自己的前途！关键是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！要争取。
--刘静的改变让我感受到一种母亲哺育儿女后收获的狂喜，我常常突然意识到我在改变一群生命，生命也在改变我，这种相辅相成的进步使我以一种充盈的信心去迎接明天，也许在我以后的辉煌史中，今天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毕竟那是因我而来的新生，那里边也有我的生命！
--到了晚上，这个自由的屋子成了欢乐的海洋，大家都来到我的身边补课，我享受着一种多年来少有的轻松与绝对的自由，为了他们，我已开始深刻地改正自己大学四年中的一切不好的习性，为了他们，我开始常常全身心地为别人着想，而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和私人的问题，为了他们，我甚至开始与以前隔绝，亲人与老朋友开始越走越远，但是，我只管执着地往前走。
--继续和孩子们拉紧距离，我发现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们，往讲台一站，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灵气，他们也许每一个人都出类拔萃，至少他们会与众不同！
回北京后，我接到了殷永纯和杨华的来信，殷永纯在信中说：您的提问带有突然性、高度凝炼性、杀伤性，使对方疲于应付……我于是很慌乱，思维乱得史无前例。您说很失望，我也很失望自己，我没有留下更多的理性思考给读者，尽管我正热情万丈地处理着具体事务，我希望能和您再联系。
我难受极了，面对三个为农村教育分文不取的热血青年，除了敬佩，我有什么理由对他们失望？
杨华的信写道：我乐观，但我心很沉重。静夜中，对教育，我有深层次的思考，对学校，我感到担子很重。我个人事小，更主要的是七八十个学生，甚至更多的学生家长对我的信任和期望，这些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我手中，正像你所说的：“就算你们死了，也救不了学校怎么办？”
我们困难很大，不是我不愿讲，是怕别人认为杨华想通过媒体宣传自己捞钱。我本来办了一件好事，不论什么原因，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，都是我杨华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过。为了这些孩子，我愿长跪不起，感谢上苍，感谢每一个关心他们的人。为了办学，我要不停地奋斗，这是天意，是上天让我为老百姓做事的！
我长跪以答谢母亲、妹妹、殷永纯、赵志雄，您……以及所有关心我们的人。我一定要成功，给所有的人一个交代。
看到这里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他们投身“素质教育”，却缺乏起码的教学条件，然而那些硬件充足的学校里，又有几个老师在学生的作文上写出过这样泣血的评语，又有多少老师能将自己的生命感觉--痛苦、狂喜和希望，紧紧地和学生的心灵与未来拴在一起？！而这正是那些富足的学校里最稀缺的东西！
杨华三人太理想也太穷困，很可能行之不远，但他们播下的种子呢？那个现在就想着“良知”的男孩儿，他将走多远？